联系我们
|
中国作家协会采风活动走进浙江。图为麦家(右一)、阿来(左一)、蒋鑫富(中)。 《国企》杂志融媒浙江讯 (党建好故事 江 风） 阿来，从来都是一个难以归类的作家。 他出身藏族，用汉语写作。他的文字遍布于诗歌、小说、散文、剧作，他把目光望向了历史、现实、人文、地理，他带来了《尘埃落定》《空山》《格萨尔王》《瞻对》《云中记》《去有风的旷野》《大河源》等一部又一部的作品。 他是茅盾文学奖历史上最年轻的获奖者，却从不觉得写作是一件有多了不起的事情。从1982年开始写作至今，他教过书，做过出版生意、当过机关干部。不少人诧异于一个“梦幻联动”——写《尘埃落定》的阿来，和让《科幻世界》成为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科幻类杂志的阿来，居然是同一个人。
《尘埃落定》获茅盾文学奖二十五周年纪念版 他或许没有一直在写作，但他一直在“回答自己”的路上。事实上，于他而言，每写一本书，就是看见更远的世界，就是回答自己的内心。 尽管江湖上总有他的传说，但他对“流派”心怀警惕。30岁那年，阿来一下出了两本书，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作家。他就是从那时候意识到，附加在文学上的名与利，都很虚无。“写大家都在写的东西，还不如不写。”他说，“一个人只活几十年，这几十年你在做一件跟大家都差不多的事情，那这个生命确实可惜了。” 近日，阿来来到上海，参加了在复旦大学举办的阿来作品研讨会。活动间隙，阿来接受了澎湃新闻独家专访。
作家阿来接受澎湃新闻专访。 澎湃新闻记者 罗昕 实习生 郑博文 金荣俊 马何霖 【对话】 “我还要去新地方” 罗昕：这次的研讨会是对你过去40多年创作的一个整体回顾。在生活中，你会不会偶尔想想自己写过什么？ 阿来：不大这么想，因为我不太愿意老去回顾，回顾会产生一个不好的影响。其实我们应该一本书一写完，你就跟它斩断关系。你要考虑的是未来的写作。 罗昕：我记得你说过，每次写一本书都是打开一扇门，那扇门外的风景你看过之后，你就想，那我要看另一扇门了。 阿来：对。因为每写一本书，其实都是自我构建。对我来说，它首先是一个学习过程。这个领域的很多事情我是不知道的，背后的种种知识我都不了解。所以一本书，往往需要我有2-3年或者是更长的酝酿时间。 那么每本书都是我自己的一个收获，一个深入学习的机会，我又打开了一个知识点，然后把这些东西通过文字传递出来。我觉得这个过程很美好。我反倒是写的时候非常急，想早点把这本书结束掉，就拜拜了。我还要去新地方。 罗昕：写一本书，就像是选修一门课？ 阿来：对我来讲是这样，因为我自己学历很低，一个中专生。而且可能是我小时候或者青年时期上的学校不是好学校，也没有遇到过特别好的老师，我说的好不是指人品，而是指学问。所以可能就天生养成了对学校教育的怀疑。后来也有很多机会可以上学，但是我觉得文学这一行，也可以不要学历。这并不是说我藐视文化，我是非常认真地、潜心地学习的。 而且那个时候我又舍不得时间，如果我要去拿学历，我就要去学很多我并不喜欢的东西，或者说我要去学除了考试之外对我毫无用处的东西。我就不想学这些东西。我只想学我自己感兴趣的，对我写作、对我自我提升有好处的东西。 罗昕：上世纪八十年代，蛮多作家上过作家班。 阿来：可能我们50后、60后，但凡出点名的作家都上过作家班，我是唯一没有的。我开过玩笑，我说都是那几个老师教，将来全中国的作家都被教得一模一样。现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偶尔会看到这种趋势。
凭借《尘埃落定》，阿来成为茅盾文学奖历史上最年轻的获奖者 罗昕：你上午发言的最后一句话让我印象很深，你说写作是自我构建，这个构建的过程也可能会让其他人产生共鸣，这些人是读者，不是粉丝。我听到了——“是读者，不是粉丝”。 阿来：对，我们需要读者，而不是（粉丝）。因为粉丝是另外一种心态。 罗昕：如果粉丝比较多，不是会比较好吗？ 阿来：那就是书卖得多了，当然也有好处，我们也享受了一些这种好处。但是确实自己内心要警惕这件事情。 罗昕：你心目中好的读者是什么样子的？ 阿来：就像我在写这个东西一样，我觉得他（指读者）还是进来求知的，进而得到提升的。因为粉丝很可能就是消遣的、娱乐的这样一个心态。 “做一点有意义的事” 罗昕：你的写作从诗歌起步，30岁那年一下出了两本书，有了名气。为什么30岁后突然停笔了四年？ 阿来：30岁以前，周围的人都在写，我想说那我也试一把，没那么认真。但出了两本书以后，（写作）这个事情就变得严肃了，我想我要成为一个作家了。问题是，当我真要成为一个作家的时候，文学史就在我眼前出现了。不是说我想进入文学史，而是我们读过的李白、杜甫、海明威、托尔斯泰……他们的经典作品就在眼前出现了。在你之前，他们已经达到这样了。 我的最后一首诗写于1989年，那年我30岁，感到心灵上一阵虚无，突然觉得写什么？每个人写的都差不多，我也大概在那样一个范畴里头。我想，如果这样写是没有意义的。没有意义就是指，一个人只活几十年，这几十年你在做一件跟大家都差不多的事情，那这个生命确实可惜了。我们来一次这个世界相当不容易，而且倏忽之间我们的生命要从这个世界上消失，所以我就觉得要做一点有意义的事。 罗昕：什么是有意义的事？我从来没有从你这听到说“写作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或者“做一个作家是多么了不起的事”。 阿来：文学对我来讲，不是成功，不是成名成家，它是生命的偶然。我在一个非常闭塞的小村庄出生，本来没有想象过外面的世界，但文学帮我推开了面向外面世界的大门。 我过去教过书、当过机关干部、做过出版，现在在作协工作，其实也是个行政人员。我没有一天是专职作家。我觉得那没意思，你完全是把自己跟社会断开了。我们跟这个世界发生最真实的关系，是通过我们的职业、工作。 我们大部分职业作家，就会变成把自己关在书房里。出去你是一个名作家，人家尊敬你，客客气气的，这不是真实的生活。但当我是《科幻世界》的主编，我是个出版商的时候，我们跟每个人做的事情都是生意，就变成真的。 罗昕：知道你也做过《科幻世界》的主编，很多人说这是“梦幻联动”。也有很多人会觉得你应该专注写作吧？ 阿来：当时要去做《科幻世界》，也跟《尘埃落定》的遭遇有关系。那时市场经济刚刚起来，好多出版社推掉了《尘埃落定》，说你这个书好是好，但是放在市场里卖不掉。我说奇怪，所有行业都是好东西卖钱，为什么到了我们做文化的，就变成好东西不卖钱？ 碰巧那时候《科幻世界》快办不下去了，我就不相信了，结果一做就是十年，《科幻世界》甚至都要上市了。我做任何一个行当，我都必须要把它做好，诚恳地对待自己的工作，这是应该的，不在于喜不喜欢，不喜欢我也把它做好。 罗昕：相较而言，现在年轻人挺“佛系”的。我们常说生活很卷，但好像又没让你觉得有价值感和成就感。我不知道这种“佛系”和你30岁时的虚无是不是有相似的地方？ 阿来：其实我觉得今天的年轻人脆弱了一点。哪个时代不卷？哪个时代没有人跟人的竞争？而且曾经的竞争是在一个更低的层次，是吃不吃得上饭。今天的卷，我们还要用一种脉脉温情把它掩盖起来。然后我们这一代人还有个最大的毛病，就是生怕我们吃过的苦，让下一代人吃到。 我觉得跟西方教育相比，中国家长对下一代有点呵护过度，但是落到我身上，我自己也做不到。整体来看就产生了一个不太好的结果——今天这一代年轻人变得脆弱了一些，努力的劲头也少了一点。这也是我们（做家长）的毛病，孩子遇到问题，但凡可以帮他回避的就回避掉，但后来你会发现，如果当时他经受住了，这个经历或许在十几二十年后就成为他的一个财富。 罗昕：你说今天的卷也被一种脉脉温情掩盖了？ 阿来：比如说高考的时候，周围的建筑工地晚上得停工，不然会影响学生睡眠，第二天奔赴考场也要交警护送，不然会担心堵车。我说这个社会真好，但它又不能一直这样照顾你。将来你第一次去投简历、第一次去约会、第一次去看房子，重不重要？交警给你开道吗？ 我愿意这个社会就像天堂一样，那得一直保持，不能提供一种虚假的温情。温情之后，你又把我扔进一个那么残酷的社会，不光残酷，还冷酷，那内心脆不脆弱？年轻人应该在真实中成长，他成长时这个社会是什么样，他成年后这个社会也是什么样。 真实的社会是，到了晚上，工地上该有声音就有声音。到了路上，该堵车还是堵车。
澎湃新闻对话阿来 摄影：郑博文 “人类互相掐骂，机器迅速进步” 罗昕：最近关于AI的讨论很火，你怎么看待AI对文学写作的影响？ 阿来：其实人工智能、机器人，它不是取不取代写作的问题，而是将取消70%-80%的人类脑力劳动，包括写作——没有创造性的写作、程式化的写作。现在讨论AI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们这些讨论怎么如此肤浅，最大的危机其实是它会在哲学意义上改变人，人的定义是什么。 我们说学习和工作。今天我们所有的卷不都是学习？学习好，将来工作好，以此定位你在社会利益格局里是分到一根冰棍，还是分到一个大冰箱的冰激凌。但将来明确告诉你，大部分人智商达不到多少，学习就变得没有意义，因为你学不过机器；第二说工作，将来不需要人类工作，真正的要害在这里。去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颁给了人工智能专家，有一个叫杰弗里·辛顿，你们听听他怎么讲人工智能。现在反而这些一流的专家都觉得人工智能发展太快了，因为我们连它到底会给我们带来什么都没有想清楚，我们就在大干快上，国家之间也在互相竞争，生怕掉到后面。 但它究竟会带来什么？当它真正比人聪明时，人就完蛋了。今天我们面临的巨大风险不是来自美国。人类互相掐骂，机器迅速进步。将来至少70%-80%的，脑力劳动也罢，体力劳动也罢，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结合在一起，它们都干了。 罗昕：这不残酷吗？ 阿来：当然残酷。真正的机器人时代、人工智能时代，大部分社会科学都不需要，哪怕只是文学，都不需要。将来恐怕主要有数学家跟物理学家就够了，物理学家解决材料的问题，数学家解决算法的问题。 罗昕：文科生听到这个表示心情有点沉重。 阿来：理科生不也差不多？一般的理科生，也搞不过机器的脑子。我们从来没有严肃、认真地讨论这个事情真正带来的本质东西是什么。最本质的就是，大量不复杂的劳动与不够复杂的学习，机器自己就能完成。人类的大脑，如果只是记忆而不是创作，穷其一生连机器的一个角落你都达不到。 罗昕：那意味着，创造还是有希望？ 阿来：但只有极少数的人才能创造。人类历史从来就是这样。 罗昕：你觉得自己智商高吗？ 阿来：我智商高低都无所谓了，因为我们刚好处在这个时代的尾声，我们看不见那一天的。我说的是一个前景，有专家认为抵达这个前景大概需要20年左右。我刚好是可以去了解自己的。那会我都差不多90岁了。 罗昕：关于晚年，你会有哪些设想？ 阿来：我大量植物学的积累，就打算放到晚年，这会是我那时候的一个娱乐活动。等我有一天走不动了，但是脑子还能动，我就待在家里，坐在轮椅上，回忆那些与植物有关的一切：这株美丽的植物是在什么地方发现的？当时是什么情况？地理是什么情况？时代是什么情况？到时候，那就是我的回忆录。 【关注分享】《国企》杂志（上下半月刊征订电话0571—86915636）并国企网及客户端、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矩阵，是《国企》杂志融媒浙江红色引领，绿色发展的大平台。《国企》杂志创办于2006年，是全国党建研究会国有企业党建研究专业委员会唯一指定刊物，也是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会刊，由国务院国资委批准并支持创办，要求杂志订阅到各个党支部。重点文章均被新华网、人民网、新浪等门户网站转载。《国企》杂志融媒浙江大平台，正聚焦由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时亲自谋划的”八八战略““千万工程”、李强总理在答中外记者问时倡导的”四千精神“。以启动“共建融媒浙江党建圆桌会“这一融媒体平台，为推进共建联建、整合优势资源，拟优选若干家共建单位，并以“共建联建，赋能服务”形式，确认“圆桌会会长、轮值会长、会员与团体会员单位”资格，推进双方分享“增值套餐合作共赢”赋能模式文本签订落地。让各级党委、政府以及社会各界共同分享“强党建，促发展一一推进’八八战略‘和‘四千精神’以及‘千万工程’在国资民资与国企民企等社会各界共同支持下，取得浙江高质量发展中如”中国党建画院党建好故事创作研究中心与宁夏分中心、杭州萧山区瓜沥镇大梅林蓝城乐居创作采风基地“走深做实”丰硕成果。 （责任编辑：蒋鑫富） 国企网版权与免责声明： ① 凡本网注明“来源：国企网或《国企》杂志”的所有作品，版权均属于国企网，未经本网授权不得转载、摘编或利用其它方式使用上述作品。已经本网授权使用作品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并注明“来源：国企网”。违反上述声明者，本网将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