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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高军·由“鲁迅祖居”匾额想到的

|原发: 国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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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高军

酷暑里的一个清晨,鲍贤伦先生发来信息,他因讲课需要,要我提供一张“鲁迅祖居”匾额的照片。由此,我就很自然地想到上世纪90年代后期,鲁迅祖居得到全面修复,当时我就请鲍老师题写了匾额。那个时候,鲍老师主政浙江省文物局工作,浙江的文物事业正在全面推进,各方面都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鲍老师公务繁忙自然是不必说。但没过几天,我就收到了鲍老师寄来的书法墨迹。当我徐徐展开,“鲁迅祖居”四字呈现在眼前,字体简劲峻爽,古淡的隶意中带有浓郁的金石气,雅致可喜。初看令人耳目一新,细看则为其清朗别致的气质所折服,心里不禁暗暗叫好。如今“鲁迅祖居”匾仍悬挂在鲁迅祖居门额。每天都会有川流不息的游客驻足观瞻,许多游客经常排队在门前拍照留影。

往事如烟。但深刻的记忆并不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淡忘。记忆中的某些片段,随着时光的慢慢沉淀反而更加清晰起来。鲍老师是我几十年的老领导,他工作严谨,和蔼可亲,儒雅而脚踏实地,务实而更显担当。每逢绍兴文物工作面临大事,他总是有求必应,给予悉心指导,一些疑难问题,在他的指导和协调下,常常能够迎刃而解。记得1997年春夏之交,中共绍兴市委决定:为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100周年,启动全面修复周恩来祖居工程。时任浙江省文物局局长的鲍老师,多次亲临绍兴指导工作。从建筑修复方案的编制和把关,到陈列内容、形式的审定;从文物资料的征集到讲解员的培训等等,事无巨细,倾尽全力给予关心和帮助。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一座全面修复并布置有原状陈列和“周恩来与故乡”史迹陈列的周恩来祖居呈现在了世人的面前。因为工作完成得圆满顺利,上级部门非常满意,纪念活动的规格就由原先的“绍兴市”升格为“浙江省”,从而使“浙江省暨绍兴市纪念周恩来诞辰100周年活动”隆重举行。活动结束后,国家、省、市领导和专家,对这一活动的筹备工作给予高度评价,社会各界也给予普遍的赞扬。20多年过去了,虽事过境迁,但当时工作的紧张、严肃,压在肩上的担子,今天还分明地记得。若不是身临其境、参与其中,恐怕难以体会到这种紧张和压力,更体会不到这其中凝聚了鲍老师多少学识、智慧和担当。

新世纪初,为举办一年一度的“中国兰亭书法节”活动,我萌生了编纂一套《历代名家临兰亭序》的想法。然而,对于书法,我是门外汉。所以要完成这一工作,问题很多、难度很大,内心充满着忐忑和焦虑。当我把这一想法向鲍老师汇报时,他用很肯定的语气说:“这个想法好,兰亭在绍兴,《兰亭序》诞生在绍兴,绍兴每年举办书法节,需要留下一些有说服力和分量感的文献和印记,同时也应该注重书法节的学术因素。”短短几句话真让我有醍醐灌顶之感,同时又深切体会到鲍老师思考问题的透彻、定位立意的超拔、语言表达的简练。之后,就该书籍编写的形式、装帧、体量,出版社的选定,古代、近代、当代名家入选标准等一一给予具体的专业指导。但当我提出,请他写一幅“兰亭序”一并编入时,他却微笑着摆摆手,婉言谢绝了。他当时微笑摆手的情景虽过去多年,但仍历历在目。我想即使再过几十年,我也不会忘记。鲍老师是当代的书法大家,他的作品收编在哪本集子中,都会成为这本集子中的亮点,但鲍老师婉拒了。在他的微笑和摆手中,我体会到了诚恳、坚实、智慧和谦逊。

2005年秋,绍兴市人民政府向国家文物局提出:申办“第二届文化遗产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国际会议”。国家文物局派出由国内文物界权威专家罗哲文先生带队的专家组来绍兴进行考察、调研,鲍老师亲自陪同。专家们在实地考察了绍兴鲁迅故里、仓桥直街、西小河历史街区等地后,对鲁迅故里的保护和利用赞不绝口。纷纷表示:绍兴鲁迅故里的保护和利用破解了古城保护的一道难题,称得上是文物保护和利用的经典之作。罗哲文先生感慨地说:“鲁迅故里保护工程的实施,激活了绍兴历史文化名城,探索出了一条文物保护和延续历史街区的好路子,值得各地借鉴。”基于此,绍兴申办工作取得成功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这个会议是由国家文物局、建设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银行主办,浙江省文物局、绍兴市人民政府承办的高规格国际学术会议。筹备工作随即紧锣密鼓但有条不紊地展开,国家文物局专门派出力量来绍兴参与筹备工作。鲍老师更是全力以赴,亲力亲为,他不厌其烦地听取汇报、协调各方。我至今清晰地记得,在国家、省文物局的指导下,在市政府强有力的领导下,短短几个月时间里,筹备工作圆满完成。2006年5月31日——6月2日,“第二届文化遗产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国际会议”在绍兴隆重举行,来自世界各地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官员,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专家学者等300余人齐聚绍兴,进行学术交流和探讨。与会代表对绍兴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最后一致通过文化遗产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绍兴宣言》。会议取得圆满成功,主办方对筹备工作给予高度评价,浙江省文物局专门发文,对绍兴市文物局的筹备工作给予嘉奖。

我常想,一个人面临大事,才能更好的展示其品格、风采和才华,同时这些做过的事正如记忆中的里程碑,它历久弥新,时时可回味、可审视;而某些共同的记忆则更为珍贵,它可以成为一个见证,见证共同的付出,见证彼此生活过、担当过,为社会奉献过;它也可以成为一个心心相印的默契,一个彼此会心一笑的真正起因。

如今我已退休,鲍老师也早我几年退出工作岗位,潜心于他钟情的书法艺术。在我看来,过去几十年,在绍兴文物事业发展进程中,总是留下鲍老师谆谆的教诲、亲切的指导、儒雅的身影。尤其在我的职业生涯里,每当我碰到一些难题和困惑时,我首先想到的总是鲍老师,而最后难题的解决又往往离不开鲍老师的帮助和指点。这,不禁使我想起绍兴人的一句老话:“人的一生,小时候有一个好家长,读书时有一个好老师,工作时有一个好领导,是何等的幸运。”鲍老师是名副其实的一位好领导。对这样的相遇,我总认为是命运对我的眷顾,我以有这样的一个人生而心存感恩。

我同鲍老师相识,始于上世纪90年代初。当时的他,由一个学者转型为政府的文化官员。这一转型,用鲍老师自己的话说:“开始接触文物工作,几乎干到退休。”在这数十年的岁月里,鲍老师在绍兴文化界乃至浙江文物界,所产生的建树和专业影响力,为业界所一致赞誉。世间有很多事是很奇妙的,退休后的我,回顾自己的职业生涯,这辈子都是在文物领域里打转。这个打转,几乎都是在鲍老师的指引下进行的,这种由“打转”所产生的情谊,印证了“缘分”一说。我以为,正是这样的缘分,对于我来说真是一种莫大的幸福。数十年来,我与鲍老师见面时,始终称呼其为鲍局长,这样的称呼一直延续至今。而我周围的一些朋友却都叫他鲍老师。对于这个称呼,我一直很羡慕。我曾有好几次也想改口称其“鲍老师”,但不知何故一直都叫不出口。或许是叫惯了,一旦改口会觉得尴尬;或许是因为“鲍老师”太完美了,以我的水准还没有资格可以叫“老师”。现在我退休了,从职场中出来,觉得原先的顾虑少了许多。我想,以我们这么多年的情谊和我对鲍老师的了解与敬重,我是否也可以大着胆子改口了。所以这篇文字中对鲍局长的称呼都改成了“鲍老师”,这也算是一直来想改口而未改口的一个突破吧!

2024年7月31日初稿,8月6日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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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蒋鑫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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